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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挥起了砸破中美坚冰的第一镐。50多年后，基辛格这个名字似乎已成为了“中国通”、“知华派”、中美间“桥梁”的代名词，当然对此也存在一些不同视角的争议。如今，斯人已去，中美关系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即使无法再回到过去，中美之间也依然需要如基辛格那样，坚持不懈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有识之士。或者说，中美关系越是艰难，越需要有更多的“基辛格”来努力维系中美之间各领域的交流不绝如缕。

　　他最近一次登上中国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是在2024年3月27日。当时，他作为美国工商界和战略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的接见。与苏世民同列的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格林伯格、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在各位代表中，苏世民名列第二位。此前几天，苏世民等人和更多跨国公司高管还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并与多位中国领导人会见。

　　对于熟悉中美关系、致力于推动双边合作的人们来说，苏世民就更不陌生了。在十年前的2013年，苏世民就与清华大学合作，计划建立苏世民书院、实施“苏世民学者”项目。该计划效仿了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罗德学者”项目，全额资助世界各地100名面试通过的申请人在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展开为期1年的硕士学习。其中，1/5的申请人来自中国，2/5来自美国，其余则来自世界各地；学院的授课教师1/3来自清华大学，其他的大多数则来自美国高校，在课程设置和开放程度上堪称中国高校里的“试验田”。为启动这一项目，到2015年上半年苏世民就和清华大学共同筹资了3.3亿美元，其个人出资更是达到了1亿美元。

　　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一个中外联合办学项目能够像苏世民书院和苏世民学者项目这样享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更不用提，书院和项目还冠名以苏世民个人。虽然在启动后不久，中美关系就因为特朗普政府悍然举起“关税大棒”而急剧恶化，但项目依然得以延续。截至目前，苏世民学者项目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已经资助了来自100多个国家、424个机构的1200名申请人，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校友网络。这一项目的成功落地让苏世民在纽约和华盛顿都确立起了“最成功”的“中国通”的声誉。在美国商业界和政策界看来，虽然有很多人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和大量投资，但没有人取得过苏世民这样的成功。就连基辛格都曾在采访中称赞道，苏世民在中国拥有“独特地位”。

　　经营房地产业务是黑石集团和苏世民本人的招牌，也是其与中国结缘并最终成为华盛顿“中国通”的契机。2007年，中司在黑石集团IPO前夕购买了30亿美元的无投票股份，成为拥有近9.9%股份的大股东。这笔发生于中美关系“蜜月期”的交易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把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之外的其他项目，象征着中美经济联系和相互信任进一步增强的广阔前景。苏世民本人表示，这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一次范式转变”。

　　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开始面临严峻考验，然而这反而给了苏世民在中美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的舞台。在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前，特朗普是美国政坛异军突起的新人，很少有人真正认为其能够赢得大选。苏世民也同样如此。他虽然一直是共和党人，也是非常慷慨的竞选捐赠者，同时还是认识特朗普40多年的朋友，但既没有在选举中为其背书，也没有向其打开钱袋。尽管苏世民对待特朗普有些不近人情，但是特朗普却始终对其非常尊重。其逻辑也非常简单，特朗普认为自己是房地产界的“成功人士”，是美国精神的代表，那么比自己更富有的苏世民显然就更能代表智慧、能力和美国精神。更何况，特朗普和苏世民还是房地产界的同行，这更是放大了前者对后者的“仰慕”心理。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多次询问团队,“苏世民怎么样了”。

　　此后，两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经历了多次考验。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发生了种族主义暴力事件，然而特朗普却态度暧昧，甚至表态同情白人至上主义者。此举使得美国大企业领袖纷纷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总统战略和政策论坛”也因此解散，但苏世民却始终保持与特朗普的紧密联系，继续扮演亲密的非官方顾问的角色。2020年特朗普输掉大选后，苏世民虽然立即承认了拜登获胜的结果，但始终拒绝就国会山暴动批评特朗普，也不同意停止向那些否认大选结果的共和会议员捐款。由于不满苏世民的这一立场，150名得到过苏世民学者项目的校友甚至在2021年2月发出联名信，批评前者违背了“自己所宣称的价值观”，要求立即停止对持“大选否定论”的共和会议员的捐款。尽管如此，苏世民仍不为所动。

　　作为华尔街的代表，苏世民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就任“总统战略和政策论坛”主席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消特朗普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的念头。在竞选中，特朗普多次承诺一上台就要颁布命令，将中国打为“汇率操纵国”，但是在“总统战略和政策论坛”的第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却给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据说，苏世民在会前与参会者进行了沟通，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会议结束后，苏世民更是陪特朗普登上“空军一号”，直奔海湖庄园。最终，特朗普罕见地在“汇率操纵国”问题上自食其言，没有兑现承诺。这被外界视为苏世民发挥自身影响力、“纠正”特朗普政策的重大胜利。

　　2018年1月，在苏世民的推动下，特朗普出席了他一直严厉批评的“全球主义”的象征——达沃斯峰会。苏、特二人还在峰会上进行了私人会谈。在此后的中美互动中，更是到处都能看到苏世民的身影。在2017年，苏世民曾与特朗普多次详谈，劝他避免在中美高层沟通时提及争议性问题，此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贸易战爆发后，苏世民更是多次穿梭于中美之间，在双方之间传递消息。仅2018年一年，他就8次衔命到访中国。2020年，中美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特朗普在白宫东翼召开了商界人士齐聚的庆功会，苏世民自然没有缺席。

　　就最后的结果而言，苏世民没能阻止特朗普对华发动关税战以及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但是如果没有他持续不断的影响，美国的进攻可能来得更早、更猛烈，并且更少转圜余地。如果说在2018年前中美关系相对平稳之际，苏世民在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方面的作用还称不上非常突出，在2018年后的“多事之秋”，其积极影响力显得愈发可贵。美国媒体甚至形容，苏世民和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共同组成了贸易战期间中美沟通的三驾马车。

　　他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苏世民，不是因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特殊兴趣，而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走向开放的中国和过去保持着对华开放心态的美国共同为他提供了扩展商业帝国的机会，促使其形成了“黑石集团乃至美国都可以通过中国的成长而成长”的认识。就此而言，苏世民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产物，也是跨国经济和社会联系能够增强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理论假设之证明。与20世纪70年代的基辛格和尼克松不同，苏世民对中国的重视并非出于应对其他国家的需要，而是为了与中国打交道本身而与中国打交道。这是苏世民能够在过去八年美国政治的逆风中始终坚守知华友华立场的重要原因。

　　与从学界进入政界，再从政界进入商界的基辛格不同，苏世民的影响力基础是在商界特别是华尔街，这使其更能够直接在巩固和增强中美经济联系上发挥作用。在美国势力看来，当今中国和冷战中苏联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已经“深入自由世界的高墙之后”，因此要想套用冷战经验遏制中国，就必须先清除中国与外部之间已经建立的联系。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不少人有一种观点，美国在战略竞争中拥有不少长期的结构性优势，只要能够切断中国获取西方创新资源的渠道，就可以锁定胜局。要想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切断直接合作与人员交流，另一方面则是要严控双向贸易投资，防止科技随之外溢。在社会交流和经济联系这两个方面，苏世民都与上述对华冷战思维持相反立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在观念上主张保持中美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而且还是局内人；最难能可贵的是，绝少有人既能在对华政策上持总体建设性立场，又能与特朗普保持密切的政治和个人关系。

　　在冷战中，美国之所以出现了一批像邦迪、罗斯托、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学者政治家，部分在于他们是以专业知识为立身之本，在利益关系上相对超脱，更容易获得公信力，便于在公众面前为政府政策辩护。然而，苏世民这样的亿万富翁却并不容易得到公众的信任，不论其提出何种政策观点，都会被认为是为了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而非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美国就有不少声音批评该协议更多满足了华尔街巨头而非劳工阶层的利益需求。

　　未来，如果苏世民继续为中美关系而奔走、主张缓和与改善对华政策，那么势必会被反对者质疑动机。当然，这也是保尔森、约翰·桑顿等人的共同弱点。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过去几年，苏世民等人虽然频频穿梭于太平洋两岸，但是却没能如预期般地稳定中美关系，这是因为战术层面的沟通交流并不能代替战略层面的认识决断。当前的局势已经表明，仅仅调整双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足以稳定中美关系，遑论加以改善。在今年3月苏世民等人在北京的时候，美国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则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抨击他们，指责他们想要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却要用增长的经济来支撑、发展硬实力、危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安全的叙事中，经济相互依赖带来的共同繁荣的辩解就显得有些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