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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诉败诉后，家属开始在网上自称是医疗受害者，造谣邵医生误诊和违规操作，是“谋财害命刽子手”。很快，他们在网上和另两起医疗纠纷的家属结识。一起是一名产妇即使身体条件不允许，也执意顺产不要剖腹产，导致流产；一起是产妇生产顺利，孩子出生两年后被确诊脑瘫，家属认为是邵医生的责任。三家人通力合作之下，谣言形成网络传播矩阵：羊水栓塞抢救被歪曲为“误诊切子宫”，家属签署的《手术同意书》在剪辑中消失；高危孕妇拒剖导致的胎儿死亡，被包装成“医生故意杀人”，甚至编造“害死78人”的骇人谣言……这些内容通过算法推荐持续发酵，涉事账号累计发布数百条视频，被大量评论点赞。

　　这起事件值得深思之处也正在于此。我国针对打击网络暴力并非没有法律支撑，相关法条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多个领域。比如《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明确，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等均应当被认定为刑法规定中的“情节严重”；2024年8月1日实施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更是明确要求对组织煽动网络暴力者从重处罚。

　　但在实操中，真正因为网络暴力受到处罚的并不多。究其原因，网络暴力在不少执法者的理解中，与纠纷事件的界限较为模糊，而且取证较为繁琐，执法成本较高，很容易被一拖再拖。比如这起事件中，家属以医疗事故为由持续发布不实内容，把网曝掩盖在纠纷之下，仅靠平台较难判断和治理，这个时候，必需要专业的执法机构站出来，通过调查一锤定音。但现实是，警方应对并不积极，这种执法惰性导致的程序空转，让加害者更加肆无忌惮，也令邵医生陷入绝望、走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