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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媒体陆续设立了专门针对网络谣言的“辟谣”与“求证”栏目，如人民网的“求真”栏目、腾讯新闻“较真”栏目等，其核心目标是清除网络虚假信息、净化舆论环境，及时对网络谣言做出回应（武慧芳，2025）。进入新媒体时代后，中国事实核查实践逐步向国际通行标准靠拢：自2021年9月上线以来，澎湃新闻旗下的澎湃明查针对国外媒体与社交平台的国际新闻，以透明的逻辑推演和溯源方式开展全球性检查，并陆续建立开放平台，邀请公众主动参与，对接学术界和高校，形成我国首个专业化事实核查共同体。与此同时，2020年“China Fact Check”（有据核查）以志愿者协同的方式进入国际新闻核查领域，丰富了中国事实核查生态的多元主体结构。这一系列发展表明，中国事实核查已由早期的“辟谣式”机制，逐步迈向制度化、体系化、公众参与与技术支持并重的专业核查阶段。

　　事实核查实践的兴起，也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既有研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事实核查的全球扩散过程、组织运作模型及不同国家的新闻文化差异，指出事实核查机制的嵌入路径受到媒介系统类型与政治生态结构的显著影响（Graves et al.，2016；Mahl et al.，2024；向芬，杨肇祎，2023）。同时，也有研究逐渐关注事实核查新闻的内容特征及其对用户行为的影响路径（Humprecht，2019）。在传播效果层面，已有实验研究表明，新闻透明度（如说明报道来源、披露核查过程）能够显著提升用户对媒体信息的可信度评价，并增强其与新闻互动的意愿（Curry & Stroud，2019）。信息呈现方式中的结构要素（例如信源说明、时间线标注、核查结论）会显著影响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的点赞、转发与评论行为，透明度要素与情绪线索是影响用户传播意图的重要因素（Kim et al.，2022）。

　　尽管研究取得诸多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未探索的问题。一方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欧美语境下的事实核查机构，关于中国本土机构媒体主导的事实核查报道研究仍属稀缺，尤其缺乏对其新闻文本的系统性分析。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机构层面的自我规范与实践效果，较少深入探讨具体报道中透明度结构、话题特征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此外，透明度作为事实核查的重要规范要素，虽被广泛认为有助于增强新闻的公信力，但其在不同国家语境中的适用性、在不同类型内容中的表现差异，以及其对受众行为的实际影响机制，尚未获得充分的实证检验（Karlsson et al.，2014；Masullo et al.，2022）。

　　本研究以澎湃新闻旗下“澎湃明查”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其在中国事实核查体系中的制度代表性与专业独特性。与人民网“求真”、腾讯新闻“较真”等辟谣栏目相比，澎湃明查是目前唯一由机构媒体主导、以“Fact-check”（事实核查）为核心品牌定位的专业团队，其核查过程由新闻从业者执行，遵循专业流程，而非依托平台算法或用户共创机制。此外，其透明度结构与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 Network，IFCN）的准则高度契合，涵盖信源披露、过程公开与结论可检验三项核心规范，体现出与国际事实核查理念的接轨性。更重要的是，澎湃明查自2021年上线以来持续发布格式规范、结构一致的核查报道，为系统性内容分析提供了充分且可比的数据基础，这些特征使其成为观察中国机构媒体事实核查机制及其传播效果的典型样本。

　　随着事实核查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其核查对象与话题类型的多样化趋势逐渐显现。事实核查已从最初聚焦于政客言论的“政治守门人”角色，逐步扩展至卫生医疗、环境变化、自然灾害、移民、犯罪与治安等多个领域，社交媒体中广泛流传的娱乐八卦和社会谣言也被纳入核查范围。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事实核查从“对权力负责”向“回应公共关切”的功能转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其与普通公众的信息互动性（Mahl et al.，2024）。

　　在全球比较视角下，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事实核查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欧美国家倾向于关注选举政治与外交争议，南亚与非洲则多聚焦公共卫生与宗教言论，拉美地区则呈现出对暴力犯罪与经济通胀类虚假信息的高度敏感（Ye，2023）。这些差异不仅反映出各国社会议题的优先级，也揭示出特定事实核查组织在新闻文化、信息生态和平台逻辑下形成的议题偏好与实践路径。在中国语境中，学界对事实核查报道的具体内容分布研究仍较为有限。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反谣言”平台或国家机关主导的辟谣机制（李萌，黄杨，2023），对于机构媒体主导、具有专业编辑流程的核查新闻报道，如澎湃明查，其话题分布、地理覆盖范围与呈现特征等方面仍缺乏系统检视。

　　事实核查新闻不仅是对信息真伪的判定，也是一种议题建构的力量。一方面，话题类型与结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一些研究发现，涉及政治言论、疫苗、移民话题的内容，由于本身极具争议性和情绪张力，更容易出现“虚假”或“误导”结论，相关信息源常包含片面表达或操控性陈述（Dierickx & Lindén，2024）。而与之相对的是，自然灾害、科普类话题更可能被判为“真实”或“部分正确”。另一方面，结论不仅是信息判断结果，也间接传达了某类话题的可信性风险。例如，若多数与某政客相关的核查结论为“错误”，会对该人物的公众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反之亦然（Sumner et al.，2018）。此外，正如Graves等人（2016）指出的，不同国家和机构在选题偏好上呈现出结构性差异，某些平台更倾向关注政治声明，而其他则重视民生谣言或跨国涉华信息（Cazzamatta，2025）。为进一步揭示澎湃明查新闻报道的内容特征及其判断逻辑，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透明度是事实核查新闻的核心规范之一。透明度指的是新闻生产过程中对外开放的程度（Humprecht，2019），被广泛认为是衡量新闻绩效和新闻专业性的重要预测指标。在事实核查的语境中，“透明地工作”意味着所有用于分析主张的信息来源都应向读者公开（Graves et al.，2016）。来源透明度是指事实核查者在核实过程中明确标示其所依据的证据来源（例如统计数据）的程度，从而使新闻受众能够理解其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基础（Humprecht，2019）。向公众展示核查过程所使用的证据与分析路径，符合事实核查追求公开可检验性的基本理念，有助于增强新闻实践的客观性（Graves et al.，2016）。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考察事实核查报道如何支持其判断时，明确提及以下几类证据来源的频率：统计数据、官方报告、法律法规、新闻报道、新闻稿、网站信息以及采访内容。

　　此外，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制定的准则强调，事实核查机构应在信源、核查方法与结论呈现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开放与可追溯（Amazeen，2017；Ye，2023）。除了信源透明度之外，事实核查新闻还应包括核查方法透明度与结论透明度（Farrer，2017；Kim et al.，2022）。方法透明度关注的是事实核查者在“如何选题、如何验证、如何评级”过程中的公开程度。根据Moreno-Gil等人（2022）对南欧平台的研究，许多专业核查机构采用固定的验证流程与发布前过滤机制，并在其网页中公开核查方法，如核查步骤、使用工具、判断标准等。这种透明化不仅有助于提升专业性，也有助于建立公众对其程序公正的信任感（Dierickx & Lindén，2024）。

　　有研究进一步指出，新闻透明度——特别是揭示报道过程与核查逻辑的做法——能够显著提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而这种感知可信度是受众积极参与的重要心理前提（Peifer & Meisinger，2021）。换言之，当受众觉得“我知道这篇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他们更有可能认同其判断，并将其视为有信息价值的内容，从而产生分享动机（Berger，2014）。具有高度透明度的事实核查报道更容易引发诸如“有用”、“重要”、“我同意”之类的正向社会评价反应（Sumner et al.，2018）。

　　此外，透明度还可能促进事后传播行为（如评论、转发或引用）。当受众看到报道中不仅有结论，还提供了明确证据链和解释背景，他们更容易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信息效用”的内容，这种效用是推动其进入社交传播循环的重要动力（Berger，2014）。在事实核查中补充情境信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例如说明某项声明为何重要、事件的背景和影响——也有助于提升报道质量，满足公众对“解释型新闻”的期待（van der Wurff & Schoenbach，2014），从而进一步激发受众的参与意愿。透明度可正向预测受众对新闻可信度的评价与交互意愿（Curry & Stroud，2019；Masullo et al.，2022）。而在社交媒体场域下，透明度高的新闻往往获得更多“点赞”、“评论”、“转发”等互动行为，尤其是当其内容具备情绪唤起力或公共议题相关性时（Kim et al.，2022）。据此，本文假设：

　　政治议题通常具有高度的争议性与情绪动员效应，尤其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更容易引发用户的态度表达和认同行为。政治类内容所涉及的立场分歧与公众利益，增强了信息的公共议程意义，也使受众更倾向于通过点赞、评论或转发等方式参与传播（Dierickx & Lindén，2024）。同时，政治话题具备更强的认知关联性和社会影响力，使用户在面对与自身信念或群体立场密切相关的核查内容时，更容易产生表达欲望与社交动机，形成更高频率的互动行为（Xu et al.，2020）。此外，由于政治内容的传播常常涉及集体情绪动员，其互动行为也更容易受到情境影响而被放大，从而提高平台算法对这类内容的推荐频次（Humprecht，2019）。政治议题的核查报道由于其高度可争议性、高公众关注度以及强烈的态度驱动特征，更容易激发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的正向与负向互动，因而预期其点赞、转发和评论数量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话题。据此，本文假设：

　　结论为“确证为真”的事实核查内容通常被受众视为正向信息，它强化了人们对某一信念或判断的肯定，因此可能会更容易引发点赞和转发等认同型行为。此外，研究发现受众更倾向于分享那些具备较高可信度、信息效用明确的内容，而“确证为真”的核查报道往往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链与推理路径，使其具有更强的信息完整性和传播价值（Cazzamatta，2025）。在此基础上，用户会更愿意将其作为“可靠知识”传播给他人，体现出其在“知识型社交”中的功能角色（Berger，2014）。“虚假”结论往往涉及否定、驳斥或批判，在缺乏背景解释或可信证据时容易引起受众对核查机制本身的质疑，进而抑制主动参与意愿。而“确证为真”的结论则降低了认知负担、强化了信息信任，从而更有可能促发积极参与（Peifer & Meisinger，2021）。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事实核查的透明度在政治话题中具有更显著的“信任调节效应”。由于政治类声明往往涉及政客、选举、政策立场等重大公共利益，公众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更加敏感。在这种背景下，来源披露与方法公开有助于证明报道的中立性与可信度，增强受众对核查结论的接受程度，并激发认同型参与行为（Sumner et al.，2018）。 此外，在政治议题中，受众更倾向于使用事实核查来支撑自己的立场或反驳他人观点，因此在透明度高时，用户不仅更易点赞表示认同，也更可能通过转发或评论参与话语竞争（Xu et al.，2020）。相较之下，娱乐、健康等话题虽然也能从透明度中受益，但其受众参与更多出于兴趣或实用性驱动，情绪与立场色彩较弱，透明度提升对互动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因此，话题类型对透明度与传播效果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体现为以下假设：

　　本研究使用的编码表包括透明度、新闻话题及涉及地区、核查结论类型和传播效果四个维度。基于内容分析方法，结合样本特征与研究目的，我们将透明度分为三种类型，测量其在事实核查过程中被明确提及的频率：（1）信源透明度——基于前人研究框架，测量核查中信息来源的披露程度，具体包含新闻报道、官方通知、统计数据、网站/社交媒体、法律文本、影视作品六类信源（Farrer，2017；Humprecht，2019；Kim et al.，2022）；（2）核查过程透明度——指核查过程中验证方法的使用，涵盖权威信息求证（联系当事人，参考政府通知、官员及组织的表态，查阅相关新闻报道），多源数据比对（获取原始数据、研究论文等）以及使用技术工具辅助验证（图片反搜、关键词检索等）（Hedman，2016）；（3）结论透明度——聚焦核查论证的完整性，主要测量关键证据在结论部分的呈现程度。此外，本研究还统计了事实核查新闻涉及的地区、话题类型（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社会、环境、娱乐）、核查结论类型（误导、存疑、虚假、没有证据、确证为真）以及事实核查新闻的点赞、评论、转发数。具体测量方式见表1。

　　从地区分布来看，事实核查报道呈现显著集中性特征。大洲层面（见图2），亚洲（N = 348，49.2%）与欧洲（N = 320，45.3%）为主要关注区域；北美洲（N = 205，29.0%）次之，但远低于前两大洲。非洲（1.4%）、南美洲（1.3%）和大洋洲（0.7%）的关注度极低，占比均不足2%。在国家层面（见图3），美国（N = 194，27.44%）、俄罗斯（N = 193，27.30%）、中国（N = 178，25.18%）和乌克兰（N = 157，22.21%）出现频率较高。中东地区的以色列（8.20%）与巴勒斯坦（5.09%）亦进入前10位，其余国家占比均低于5%。

　　基于卡方检验结果，不同新闻话题与核查结论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关联，χ2 (24) = 57.041，p 0.001。政治类话题的核查结论以“误导”（N = 53）和“没有证据”（N = 53）为主，两者占比合计76.3%；军事类话题同样集中于“误导”（N = 77）与“没有证据”（N = 73），合计占比72.8%。经济类话题样本量较小（N = 33），“误导”（N = 14）和“虚假”（N = 10）为主要结论，占比72.7%。娱乐类与社会类话题结论分布相似，多集中在“误导”和“虚假”。环境类线），“误导”（N = 9）占比64.3%，而“虚假”仅1次。“确证为真”结论较为少见（N = 13），且集中于娱乐类（N = 7）和社会类（N = 4）。

　　根据数据统计（见表2），事实核查报道的信源类型使用频率差异显著。其中，新闻报道（M = 3.22，SD = 2.20）与官方报告（M = 3.07，SD = 2.25）的使用频率最高；网站/社交媒体（M = 2.07，SD = 1.67）、统计数据（M = 0.60，SD = 1.25）与法律文本（M = 0.21，SD = 0.62）的使用频率较低；影视作品（M = 0.02，SD = 0.14）为使用频率最低的信源类型。

　　为进一步探讨话题类型是否会调节透明度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透明度为自变量，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作为因变量，政治话题类型作为调节变量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治话题类型对透明度与点赞数（β = 0.029，p = 0.443）、转发数（β = -0.023，p = 0.543）、评论数（β = 0.029，p = 0.441）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表明，无论事实核查新闻是否涉及政治话题，透明度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H4（a）、H4（b）和 H4（c）不成立。

　　为了探究结论类型和透明度的关系，本研究将透明度作为自变量，点赞数、转发数、评论数作为因变量，核查结论类型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核查结论为“确证为真”的事实核查新闻在透明度高时，点赞数（β = 0.079，p = 0.035）和转发数（β = 0.088，p = 0.019）显著增加，表明核查结论类型对透明度与点赞数、转发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而其在透明度与评论数的调节效应不显著（β = 0.007，p = 0.851）。H5（a）和H5（b）得到了支持，而H5（c）没有。

　　研究结果显示，澎湃明查报道的话题分布显示出较强的军事与政治议题倾向，娱乐类话题也占有显著比例，经济、科技和环境类内容则相对较少。尽管政治话题在澎湃明查的报道中占比显著，显示出平台在议题设置上的倾斜和对公共事务议题的重视，但研究发现其在用户互动层面（包括点赞、评论与转发）并未显著优于其他类型话题。这一结果提示我们，政治议题在社交平台上的高关注度，并不自动转化为用户的积极互动。这一发现与多国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未能延续“政治议题高度可争议、极易引发社交动员”的结论（Dierickx & Lindén，2024；Humprecht，2019）。在中国情境中，政治议题并非仅限于政客言论，也包括政策解读与对境外政治信息的回应，带有一定的舆论引导功能。在面向公众的互动中，用户往往出于审慎考虑而保持克制，避免在具有明确立场或政策指向的内容下公开表态。这种“观看而不表达”的策略导致政治类核查内容即使被广泛阅读，也未必引发对应数量的转发或评论。

　　在本研究中，透明度与互动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没有得到验证。澎湃明查在事实核查报道中呈现出的整体透明度水平并未显著促进受众的点赞、转发和评论等互动行为，尤其是在核查过程透明度较高时，反而与转发行为呈现出负向的关系。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研究中普遍认为“透明度促进受众信任和传播”的结论不一致（Peifer & Meisinger，2021；Xu et al.，2020），这提示我们在中文语境与平台文化中，透明度对受众参与的影响机制可能具有更强的语境依赖性。具体来说，过程透明度展示出的理性叙事特征可能削弱了内容的情绪感染力和可转发性。当代中国的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在算法机制与用户心理方面，普遍偏好情绪强度高、立场鲜明、具备“共鸣感”的内容。而事实核查新闻的高透明度叙事——逻辑推演、证据链条、专业术语等，不易激发即时的情绪反馈。用户在阅读时需投入更多认知资源理解逻辑链条，却难以获得“情绪回报”，因此更倾向于“阅读但不互动”。这可以解释为何透明度高的报道并未引发更高点赞或转发：它们在算法生态中天然处于情绪能量不足的劣势。这也与刘于思等（2023）对辟谣信息在社交平台中“情绪传播力弱于谣言”的判断相符，即越理性、越专业的表达，反而越难打动用户，进而限制其主动传播意愿。

　　澎湃明查自我定位为专业的、开放的、互动的全球事实核查平台，全球热点和公共事件的“校准器”，实践中依赖“以‘明’辨之，以‘查’核之，力求做到‘其文直，其事核’”，工作方法借助严谨、透明、讲求逻辑的溯源核查机制（李智刚，2022）。澎湃明查的职业取向体现出机构媒体在平衡专业标准与流量逻辑时的自觉克制，这一专业定位使得内容较为理性和技术化，但也可能因此降低了情绪共鸣与社交传播性。这种实践逻辑为本文发现的“高透明度但低互动”结果提供了解释：理性叙事虽能增强信任，却难以激发社交平台用户的参与动机。

　　此外，事实核查在国际研究中也被发现对认知纠正的效果有限，甚至在部分情境下会引发“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当核查结论挑战受众原有信念时，可能产生防御性认知反弹（Nyhan & Reifler，2010）。事实核查信息在面对立场鲜明或高度卷入的受众时，透明、理性的纠正往往激活防御性思维，使个体倾向于维护原有信念而非吸收新信息。换言之，高透明度虽提高了核查内容的可信度与专业性，但也暴露了媒体立场与价值判断，从而触发受众的抵抗性加工与情绪对立，削弱信息的扩散意愿。

　　同时，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亦强化了这种低互动趋势。一方面，澎湃明查的制度化身份意味着其核查语言带有官方理性与职业客观的语调，象征着一种权威话语，而非公众自发表达的语境。用户面对权威声音时往往呈现出一种理性上认同但情绪上疏离的心理模式：认同其专业性，却不愿在公开评论与转发中表达立场。另一方面，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政治审慎文化，使得政治议题下的公开表达存在较高的社会成本。用户在面对政治、外交等议题的核查报道时，更倾向于采取默默阅读但不互动的行为方式，以避免被算法标记立场或卷入讨论风险。

　　当核查结论为“虚假”时，高透明度对互动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在部分情境下出现反向趋势。这与部分国外研究中认为“揭露虚假可激发愤怒和传播动机”的结论有所不同（Sumner et al.，2018）。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受众在面对被判“虚假”的信息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警示性内容”而非“可转述知识”，从而以静默或回避的方式回应。这一结果提示我们，结论类型不仅影响用户态度，也会塑造用户对透明度本身的理解与接受路径。

　　此外，互动行为的“确证性偏好”得到了支持。与“虚假”或“误导”结论相比，“确证为真”的报道更容易获得点赞与转发，这说明用户更愿意传播能够强化其既有信念、具有知识确认价值的内容。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当报道结论为“确证为真”时，透明度越高，其获得的点赞与转发数量越多，表明结论类型确实调节了透明度与互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结果强化了透明度与正向信息所构成的复合效应，支持了用户更愿意转述明确可信的知识内容的结论。这一趋势与受众在社交平台中展现出的认知一致性倾向一致，即更偏好于强化现有认知结构的信息（Cazzamatta，2025）。

　　更广义地看，本文所揭示的透明度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也反映了事实核查在中国语境中的“水土不服”。事实核查本源于西方新闻传统中的公共理性理念，强调信息的证据化与过程可检验，其运行依赖于开放的舆论环境与强烈的个人参与文化。而在中国，事实核查的制度语境更接近一种权威再阐释的机制，由机构媒体、政府平台或国家授权主体执行，其“对权力问责”的功能被弱化，而“澄清谣言、稳定秩序”的体制性功能被强化。这一制度结构与政治文化的结合，也塑造了公众对事实核查的心理反应。

　　事实核查在中国的传播困境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它体现出“舶来概念”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研究者与媒体希望借事实核查实现公共理性的提升与信息生态的净化；另一方面，公众与平台却在情绪化、审慎化的传播逻辑中运行，难以形成相应的参与机制。澎湃明查的存在，恰是这一张力的产物——它延续了专业新闻的逻辑，又承担着国际传播的任务。未来的本土化研究与实践，应更多关注这种制度嵌入与文化适配之间的裂隙：事实核查在中国，或许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制度话语”而非单纯的“专业新闻样式”。

　　新闻透明度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具有条件性效果：在参与式、低风险的舆论环境中，透明度可以提升信任并促进互动；而在政治审慎与算法情绪化并存的环境中，高透明度反而可能降低传播表现。对于机构媒体而言，这意味着事实核查传播的关键可能不在透明度，而在“如何在保持理性与权威的同时实现情绪转译”。未来的核查报道可探索在逻辑透明之外，增加叙事化与视觉化策略，通过讲述核查故事、嵌入公众关切点与可视证据等方式，建立“理性可信—情绪可感”的双重传播结构。

　　此外，澎湃明查等专业事实核查机构应注意到，不同话题所引发的用户互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在信息设计与传播策略上，应有针对性地调整透明度呈现与话语风格。例如，对政治与疫情等高敏感话题，可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融入亲民解释与背景补充，以强化受众理解与参与。作为专业事实核查机构，应努力维护中立客观形象，机构媒体可以聚焦初始虚假信息接受者，利用自身作为信源的高可信度，突破易感人群的动机性推理（Liu et al.，2023)。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如GPT技术在辅助核查、内容生成与构建互动模板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事实核查的可操作性与自动化水平也将大幅提高。AI的介入可为事实核查新闻提供更多效率工具，但同时也对新闻专业性、核查逻辑与透明度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周葆华，吴雨晴，2024）。这一趋势意味着，事实核查不仅需要技术革新，更需要制度化的自我校正机制，以确保算法与人工判断之间的平衡与问责。事实核查的规范性建设，亟需在制度标准、内容实践与用户反馈之间形成闭环机制(闫文捷等，2023)。

　　本文通过对澎湃明查开展的实证研究不仅补充了中文语境下的事实核查研究图谱，也为理解透明度、话题类型与受众互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球事实核查运动持续扩展的背景下，中国经验的加入有助于丰富相关理论建设，并为后续研究与制度优化提供重要启发。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探讨用户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的互动模式差异，结合情绪分析、评论内容语义分析等方法，深入理解透明度如何在信息流动中构建共识或引发分歧。同时也需注意，中国情境下的事实核查不仅是信息传播行为，也具有公共治理与价值引导的功能，其社会功能的复杂性仍需更系统的理论框架予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