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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篇分析文章指出，特朗普在助推ICE执法扩大化、暴力化的过程中，正突破总统权力的边界。通过调整执法重点(由边境扩大为工作场所、农场、大学校园和私人住宅)、增加资源投入(《大而美法案》法案承诺未来四年为移民执法和边境安全提供约1700亿美元资金，其中450亿美元用于扩大ICE的拘留能力，300亿美元用于招募ICE新特工)，以及整合其他联邦机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联邦调查局、缉毒局、联邦监狱局、美国法警局、美国邮政检查局以及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人员均被抽调)，特朗普实质上重组了联邦政府的职权结构。由此便不难理解，外界批评ICE已成为特朗普“指哪打哪的私人军队”。
次篇文章则分析了ICE这一重权部门扭曲的膨胀过程。为了达成特朗普设定的年驱逐百万移民的目标，ICE已新招逾12000名特工。相对应的，招募年龄的下限从21岁降至18岁、并取消37岁上限，培训周期从22周缩减至8周或47天(据称该受训时长是因特朗普是第47任总统)，5周的西班牙语培训被取消转而依靠手机翻译软件，培训重点从对《移民与国籍法》的理解转向了执法战术与行动演练，而协助ICE工作的警员所受培训由4周改为40小时的在线课程。作者指出，非常规的扩张使ICE的行动充斥着合法性危机，并借助“绝对豁免权”等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渗透，制造出了结构性的暴力体制。倘若将上述扩权重组的“实绩”，与特朗普以改革“深层政府”为由向美官僚系统动刀作对照，那么仅上任一年的特朗普的确击穿了所谓美式民主的根基。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引发了广泛的忧虑。2026年1月，移民执法行动的争议性进一步扩大，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分别枪杀了蕾妮古德（Lynn Good）和亚历克斯普雷蒂（Jeffrey Pretti）两名美国公民。枪击事件引发了两党成员的广泛抗议和批评，一些共和党议员也呼吁调查与监督联邦执法人员的行动。
自1876年起，移民执法就被认定为联邦政府的职责。当年最高法院在“Chy Lung诉Freeman案”中裁定，联邦政府——而非各州——拥有监管移民及管理外交关系的专属权力。此后1891年的移民法案正式将移民执法权集中化。自今年1月起，特朗普政府更是将这一职权推向极致，在联邦政府内部采取多部门协作的模式重新分配执法职责。美国移民委员会（AIC）政策主任Nayna Gupta指出：“我们目睹的是整个联邦政府为支持大规模移民驱逐计划而进行的实质性重组。”
1月7日，联邦执法人员开枪打死美国女子古德后，引发全美多地对暴力执法的抗议。而1月24日，亚历克斯普雷蒂在抗议活动中被联邦特工开枪击毙，这是该市三周内第三起涉及ICE人员的枪击事件。这不仅激起了美国的大规模抗议浪潮，连官员和地方当局也纷纷批评ICE的执法手段。普雷蒂遇害后数日，越来越多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呼吁对他的死亡进行深入调查，而参议院人则威胁称，除非对移民执法实施新限制，否则将阻止对国土安全部拨款。联邦官员同时向媒体透露，边境巡逻队局长Greg Bovino已被免职并调任他职。在1月29日，参议院人与共和党及白宫达成协议，通过五项拨款法案为政府大部分部门提供资金，并为国土安全部提供为期两周的临时拨款。这项短期措施既为争取了谈判移民执法限制的时间，又避免了政府立即停摆。
2025年11月，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在华盛顿特区遇害后，USCIS宣布暂停处理庇护申请；涉案枪手为阿富汗籍，其庇护申请于去年早些时候获批。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在社交媒体声明，所有阿富汗的移民申请将“无限期暂停，待安全审查程序进一步完善”；而移民局局长则发文称，该机构将重新审查向十九个“受关注国家”（包括阿富汗）公民签发的绿卡。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后续声明中称，新指导方针允许在审查这些国家的移民申请时，考虑“特定国家的负面因素”。
我们还看到，特朗普政府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以后勤支援的形式支持联邦执法行动。此举遭到部分人士批评，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违反了1878年的“治安官动员法”，该法案禁止动用军队介入国内执法任务。2025年12月，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政府不得将国民警卫队用于常规执法。暴力加码的后果是，参与国内行动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也遭遇了。感恩节当天，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遭到了阿富汗籍公民的枪击，一人去世，另一人正在恢复中。
ICE成立于2003年，是911后机构重组的成果。它隶属于国土安全部。与向市长及县行政长官（州级机构则向州长）负责的地方警察，以及主要向州长汇报的国民警卫队（作为军事力量）不同，ICE隶属于联邦机构，总统对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过去，历任总统主要部署边境巡逻队处理边境移民违法行为，并借助国土安全部调查涉毒、人口贩运等严重刑事案件。而特朗普则更倾向于调动ICE下属的执法与遣返行动局（ERO），主动搜寻疑似非法居留的人员。
此轮ICE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招募和培训方式。得益于特朗普《大而美法案》中拨付的约1700亿美元移民执法与边境安全资金，ICE进行了大幅扩招。为了达成特朗普设定的年驱逐百万移民目标，ICE需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员规模的翻一番。为此，该机构提供5万美元的签约奖金及学生贷款豁免优惠，并将招募年龄下限从21岁降至18岁，同时取消了37岁的招聘年龄上限——这些年龄限制本是大多数联邦执法机构为确保特工体能所设定的标准。自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ICE已新增招聘逾12,000名特工，总人数则突破了22,000人。但有报道称，这一人数膨胀伴随着选拔标准的放松：调查记者劳拉贾迪德透露，她在参加ICE职业招聘会时仅耗时六分钟便获录用，且不需要提供任何背景审查文件。
在即将出版的《削减政府规模：正确之道与错误之道》一书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Elaine Kamarck指出，ICE在招聘和人事管理方面面临复杂性，其过度依赖其他机构参与移民执法任务。她援引卡托研究所的研究指出，ICE实际获得了近1.7万名非移民执法人员（含约1.45万名联邦刑事执法人员）的支援，将移民执法职能广泛发包至多个机构。联邦调查局特工被调派协助ICE，导致其本职的反恐工作进一步压缩了人力和资源配备。缉毒局和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特工也被调派协助遣返工作。特朗普政府还调用了约600名国防部律师，他们仅接受两周培训，就开始着手处理国土安全部积压的大量移民案件。
这种对招聘和培训标准的降低令人担忧。本文的共同作者Rashawn Ray曾担任和平官员标准与培训委员会（POST）委员，致力于帮助心理学家更准确地评估警员申请者的偏见倾向。他指出，过去几年出现的一个普遍趋势是，警力不足的警局越来越多地录取了往年会被拒之门外的申请者。这些招聘难题由此引发一个紧迫问题：新招募的ICE执法人员究竟是谁？若他们接受的培训少于以往却被迅速部署到美国社区，其资质是否足够？Ray研究执法领域逾十五年，曾培训警员、协助开发执法虚拟现实训练项目，并就警务问题在国会作证。在他看来，培训不仅不应该仓促进行，还应该进一步加强。
还在其他提案和决议值得关注：立法者已开始讨论包含上述部分建议的改革方案，例如要求执法人员提供急救措施（古德遇害时，ICE人员不允许现场医生实施救治），或禁止在未完成全面背景调查前雇佣临时执法人员。明尼苏达州联邦法官限制了ICE对和平抗议者实施报复的权限。部分读者或许会质疑：这些难道不是现行法律早已规定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的发展态势表明，根植于美国民主文化中的法律与文化规范已被彻底颠覆，以至于法官不得不重新阐明和强调宪法本就赋予的基本抗议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