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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采取紧缩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明显下滑，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加上地方财政问题，一旦严重化，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松了，则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但一紧，增长速度就会下来，而且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房地产业在我们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既不能松又不能紧，这就是两难困境”。
追逐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决定了社会购买力，而社会购买力是资本利润的基础。在货币当局的统计口径中，货币供应量M2是一个嵌套式定义，其核心部分是流通中的现金M0，加上利息极低的活期存款就是M1，再加上“准货币”（其他存款）就是M2。银行必须为“准货币”支付利息，因而必须用它来盈利，所以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社会追逐利润、以钱生钱的货币。可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准货币的演化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社会单位资本利润基础的演化态势（见图二）。
面对“有效需求不足”，吴敬琏先生提出的长期政策选择是“要靠市场的综合调节”。他没有论述所谓“市场的综合调节”到底是什么，但利润极大化无疑是市场调节的核心机制，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动力。利润极大化在每一次交易中都力图将一部分追逐最终消费品的货币转化为利润，成为逐利资金的积累源。全社会数十年的积累过程，造就了图一、图二展示的态势。可见“有效需求不足”，正是“市场的综合调节”的必然结果。
张维迎恰当地称此为“饮鸩止渴”（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然而，不饮鸩止渴又有何出路？如果不向经济系统注入超量发行的货币，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利润萎缩势将导致大范围的企业破产和民众失业，危及现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正是利润极大化机制导致的客观压力，迫使财政、金融管理当局不得不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吴敬琏先生指望靠“市场的综合调节”来解决问题，简直就是抱薪救火。饮鸩止渴尚有一时之效，抱薪救火无异于直接跳崖。
那吴敬琏先生关注的“从长期来看”希望何在？凯恩斯先生答道：“The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John Maynard Keynes,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Ch. 3）（别管长期，只看眼前。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呜呼！
30年前，中国被称为“绝对平均主义”。正是对利润极大化机制保驾护航的政策取向，使当时的准资本家们得以运用“杠杆效应”，“空手套白狼”实现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历史的视角看，是政策取向导致了私人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了资本家在经济系统中的强势地位。至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的正统理论，社会平均利润率引导着资本的走向，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会吸引资本进入，反之则促使资本退出。所谓“生产主要靠资本”是一个逻辑上无法求证的伪命题。
注意，宪法里将“国家所有”等同于“全民所有”，那“自然资源的所有者”从何而来？又凭什么在整个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然而现实中，确实有人靠握有自然资源而获得巨额收入。作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有两个选择：或者捍卫宪法原则，分析违宪现象的根源，提出治理对策；或者主张修改宪法以适应现实，并论证其理由。有趣的是，吴敬琏先生计不出此，却给出了“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的判断，并以此论证“自然资源所有者”理应在整个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结为“平均利润率递减规律”。我们的经验（见图二）证明，资本积累导致单位资本的利润基础萎缩，平均利润率必然下降，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老板感到挣钱越来越难。这是货币循环领域的问题，与生产力无关。这里我们看到，吴敬琏先生告别马克思的地方：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与事实相悖，而是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用生产函数理论替代了对货币循环的分析。似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依赖于货币循环，资本家不挣利润；似乎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自动解决货币循环的症结。
1926年，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把中国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并列。这种分类依据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态。如果今天也从这个视角看，就应该分析当今生产资料占有量在国民中的分布，然而《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相关的数据。在经济现实中，私人资产已经大幅度提升，导致了为富人理财的“私人银行业”迅速膨胀。为了找到自己的市场所在，这个行业必须摸清资产在国民中的分布。到2009年，两份相关的分析报告出现在网上。其一是《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招行与贝恩公司2009年3月30日）；其二是《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9年11月）。
数据显示，尽管两个报告的数据不同，但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不到1%的人口占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亦即控制了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在这样的局面下，所谓“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占资产的比重亦微乎其微。从资本的视角看，相对于大资本家，他们那点资本还不够一舔；相对于全体国民，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社会两极分化过程只会持续，“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必然降到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中，只有极少数有机会升入大资产阶级之列。指望这个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何异于指望镜花水月？
王朔是个小说家，不能用学者的标准要求之。学者吴敬琏先生是这样定义“中产阶级”的：“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各类专业人员为主体的新中等阶层（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贵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展，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中也开始表现出来。包括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教学科研人员以及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吴敬琏《中国该如何面对中产阶级？》凤凰网2007年9月4日）
这个论证的隐含假设是：拥有知识和技术就能成为“专业人士”。而现实是，大学毕业后就业都困难，成为“专业人士”难度更大。在利润极大化机制下，就业机会取决于资本盈利的机会，无利可图，哪个老板会雇人？不排除一个新技术造就一个新企业，带起一批新富人的可能性；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总就业量受制于总需求量，总需求量受制于社会购买力，这是个货币循环问题。除非改变货币循环机制，否则，一个企业因技术进步而兴起，必然导致其他企业因技术相对落后而衰败，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容量。
其实，他们的专制倾向有制度性的根源，无论在哪个行当，有可能扮演资本家和“经理人员”角色的绝对是国民中的极少数。只有这极少数人有能力追求利润极大化，有能力扮演“理性经济人”的角色，而这一角色能否成功，端视其能否剥夺劳动者的理性选择的空间。于是在高端行业，劳动者感受到的是饥饿纪律，是“女生当作男生用，男生当作畜牲用”；而在低端行业，劳动者就只能服从棍棒纪律了。黑窑事件、13连跳事件，将利润极大化机制血淋淋的这一面暴露在了全社会面前。
回避对事实判断的探究，急于推出自己的国策建议，难免让人疑惑。如果吴敬琏先生引证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符合事实，那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欠账源于地方财力不足，原因何在？在私有化导向的三十几年中，地方国企纷纷陷入困境，然后在“陈卖光”和MBO卷起的大潮中，基本上都“产权明晰”成了资本家的私产，为数不多的国企，大多是央企。靠“陈卖光”们和MBO诞生的新生资本家，与官僚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人就是前官僚。指望这样的体系能保障地方财力，岂非白日做梦？
中央财力是遏制分裂势力，抵御外部入侵的基础。先让地方财力陷于被富豪绑架的困境，迫使地方政府追逐GDP增长速度，靠卖地度日；再向中央财力发难，吴敬琏先生意欲何为？此次盐荒再次证实，资本爆炒商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逻辑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幸好盐业控制在政府手中，中央政府靠行政手段迅速平息了恐慌。如果盐业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如果政府行为受制于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他们又岂能放弃这聚敛货币的大好时机？而这对国民意味着什么？网友们生动地答道：“盐荒子孙。”这与“大核民族”成一佳对。
在投资主体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92年后，服务于社区就业的集体经济和社会底层的个体经济也在下降。唯独以利润极大化为宗旨的“其他经济”（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外商等）迅猛扩张。饶是如此，吴敬琏先生仍然抱怨：“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力。”莫非让资本家控制整个经济，才能令吴敬琏先生满意？在这样的状况下，货币循环只会迅速锁死，“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根本无从谈起，而这却是吴先生留给政府的职责。
为了让市场自由到理想的境界，吴敬琏先生给政府开的药方中，设置了诸多限制。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戒律，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财富控制权力。”（哈耶克语）据说这是对社会最有益的状态，这个判断能成立，以下两个前提至少需要满足其一：或者，私人资本均以天下安危为己任；或者所谓“看不见的手”能有效遏制私人资本的逐利动机。考诸现实，若相信前者，非迂即伪；若相信后者，如何解释资本的指数增长与社会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事实上，连亚当斯密对此也未必托底，在出版《国富论》（1776年）之前，他先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
致力于事实判断的科学，其学术规范是“真实”。这要求科学家不被价值倾向左右，不陷于“主义”之争，彻底地直面现实，用完整清晰的逻辑、确凿的证据，揭开复杂现象间的因果关系。而今的圣之时者们爱讲“普世价值”，对科学家而言，直面现实，一切论证只基于事实与逻辑，就是科学家的“普世价值”。与之相悖者，可以是政客、官僚、商人、策士、喉舌、讼棍唯独不能称为“学者”。有趣的是，这些角色哪个都比学者挣钱多、势力大，却都有动机将自己打扮成“学者”。政客、官僚要打扮成“学者型官员”，商人要打扮成“儒商”，为此不惜购买甚至伪造学历，似乎一纸证书就能让他们变成学者。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普世价值”？
学者作为具体的个人，难免有价值偏好，比如马克思就公开宣称，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吴敬琏先生偏好何种价值，站在哪个立场，钟情什么主义，是他的自由，别人无由置喙。但以学者的面貌出现，就必须遵循科学家的“普世价值”。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切与推崇，从未成为他的论据。他的论据只来自事实与逻辑。在他的理论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是论证的结果而非起点。恩格斯则不避讳指出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事实，没有一丝“为尊者讳”的意识。所以，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在内的学术界，都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本来意义上的学者。
